“将‘两种文化’之争解释为两种学科文化之间的冲突，无异于说，在现代欧洲的早期，女巫受到迫害就因为她们是女巫，或者说，逃亡的奴隶被归还给主人就是因为他们是财产。”
科学家、小说家C. P. 斯诺爵士1959年在剑桥大学发表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时，大约没有料到他将掀起的是这样一场思想风波，以至“两种文化”成为和他本人的名字紧密绑定的观念标签。伴随利维斯的质疑而展开的这场跨越20世纪60年代的论争被冠以“两种文化之争”之名，仿佛它是大半个世纪前发生在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之间的另一场交锋的再现，但仔细考察其间涌现的各路支持与反对声音便会发现，正如发端于此一时期的科学的社会历史学，作为一组对立概念的科学与艺术此刻有如一匹特洛伊木马，携着围绕技术进步、大学使命、帝国命运而展开的不同意识形态主张，轮番走上英国的文化与政治舞台。“科学”作为一种语言，为更大范围关于英国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辩论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会。
作者奥尔托拉诺提醒我们，应当问的是：所谓“两种文化”，在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带着陌生人的眼光进入，我们便得以辨识出这场论争如何与战后精英政治时代的兴衰、后殖民主义与冷战意识的发展彼此交织，一窥战后英国的政治议题与各派力量的较量。而斯诺与利维斯各自职业生涯中的得意与失意，不仅投射出两人对文化政治运作方式的不同理解，也是一个时代思潮起落的生动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