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不仅是沟通的桥梁，还是呈现差异性的场所。本书以晚清民国的翻译与文学实践为例，探讨了文体在不同语言、文类与社会之间流转时所产生的跨文化协商。翻译研究关于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争论，通常着眼于语言和文化两端。文体因素往往被忽视。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文学形式，文体在翻译过程中绝非透明的因素。翻译中的文体纠葛与协商，彰显的是不同文学传统和文教制度之间深刻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差异。本书通过勘探晚清民国的翻译与跨文化书写中文体协商的历史，以空间的、“横截面”的方式呈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生长及其内在机制，并透过文体的形式协商，探测了现代中国这一历史转型期文化、制度与社会的深广地貌。 “导论”之外，全书各章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经典样式，譬如周作人“直致的白话文”、鲁迅中西合璧的小说文体、废名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流”手法等，皆是以翻译或广义的翻译为途径的跨文化协商的产物。通过聚焦翻译中的文体协商，本书的研究不仅有效联结了翻译研究中“语境”与“文本”两个维度，也提供了一种将文学形式的历史置于跨文化的空间场域来展开的新的文学史写作方案。
